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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政治经济（第7页）

贫富悬殊问题二：影响经济发展

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，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。有一种常见的看法是，在公平和效率之间，只能二选一，为了效率，就不得不牺牲公平。也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，这话有一定道理，毕竟，资源极度稀缺时，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再分配，就意味着投资的枯竭，经济发展失去动力。

但是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，过度不平等不但无助于效率，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投资，也需要消费。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穷，也就是消费能力低下，那么经济发展同样会失去动力。你这边拼命投资生产，那边没人花钱消费，资本家迟早也会走向破产。

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，叫作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”。根据这个观点，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。同样是1000块钱，交给富人，他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，1000块不过是存款数额尽头一个难以察觉的数字，但是交给穷人，他可能立刻拿去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了，因为富人不需要10部车、20个电脑，多半一年不会滑30次雪，但是对于穷人，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，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。

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，叫“产能过剩”，其实，对于很多行业来说，所谓“产能过剩”，换一种说法，就是“消费不足”。为什么消费不足？李克强总理说了，有6亿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，这怎么刺激消费？所以，所谓产能过剩，背后相当一部分原因，还是经济不平等。

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新冠疫情，很多国家启动了“直接发钱”的项目。美国每个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补贴，有孩子的还另外加钱。一个三口之家大约能收到3000美元。这种直接发钱的做法，固然有人道主义救济的成分，但其实也是在“救经济”。政府很怕疫情暴发后，人们因为缺钱而消费锐减，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动力。

所以，平等不是增长的敌人，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它是增长的朋友。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一个说法，叫作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当然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原因，甚至它是否存在，存在着很多争论，但是，至少有些学者认为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之所以发生，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。为什么？因为观察显示，凡是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“毕业”，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，比如东亚一批国家、中东欧一批国家，都是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，而那些长期陷入“中等收入”止步不前的国家，比如墨西哥、阿根廷、巴西之类的，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。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，当大多数人在贫困中难以自拔，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劲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训，也是一个经济原理。

贫富悬殊问题三：政治极化

贫富悬殊不仅在道义上不公平，还可能影响经济发展，现在，我们来说说它常常带来的第三个严重后果——政治动荡。在这一点上，历史上的教训就太多了。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，到法国大革命，可以说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是暴力革命的标准导火索。如果说在古代，宿命主义的世界观还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，不到快要饿死了就不起义，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，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现代政治虽然比古代更平等，但是却更脆弱了，因为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绝对处境，而是根据“相对剥夺感”而采取政治行动的。

这一点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都是如此。之前我们谈到智利时曾经说过，尽管智利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，不平等其实也在下降，但是因为人们更加重视平等，由不平等产生的怨恨却反而增加了。2019年爆发的大规模抗议，就是这种怨恨的一个表现。巴西，同样是一个被不平等问题长期困扰的国家，基尼指数高达0.53，即使是在普遍高度不平等的拉美，也是名列前茅了。我在之前的课上讲到过，因为贫富极度悬殊，巴西的富人都活成了笼中鸟，给家里装上各种复杂的安保系统，防偷防抢防要饭。作为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后果，巴西的政治这些年也是非常动荡，左右撕裂非常严重。左翼力量代表、前总统卢拉，在下台后居然还被以贪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，而他的接班人罗塞夫干脆被弹劾，右翼势力代表、现总统博索纳罗，被称为巴西的特朗普，自2018年当选以来，不断遭受各种抗议示威、调查弹劾。双方的群众基础则在街头经年不息地发生对抗。

发达国家也因为贫富差距而出现政治撕裂。近年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上升，助推力之一，正是高度的不平等。我们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讲到过，一边是“达沃斯人”，冲出本国的小市场，走向全球的大市场，财富直线上升；一边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，因为产业转移、技术更新、移民竞争，越来越成为“多余的人”，于是，怨恨点燃了右翼民粹主义。

经济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进的右翼势力，也激活了激进的左翼力量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，“We are the 99%”的口号响彻云霄，此后，左翼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。2015年，以“社会主义者”自称的桑德斯还是民主党人中的一个异类，当时民众对他有“正面看法”的只有12%，但是到2018年，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3%，在18—34岁的年轻人中，更是接近60%。2020年8月有个新闻，因为对亚马逊最低工资不满，有抗议者到贝索斯家门口架了一个断头台。虽然只是一个仿制品，但这里面的寓意，还是令人不寒而栗。所以，一边是右翼民粹主义上升，一边是左翼的激进化，经济两极化造成政治的两极化。

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。第一，过去40年左右，不平等在显著上升——无论是在美国、中国还是全球；第二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：道义上不公平，长远来看抑制经济发展潜力，还可能带来政治动荡。

说到这里，你们可能会觉得，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啊，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，大规模地再分配财富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如果有人拦着这个方案，那他一定是非蠢即坏，为“既得利益集团”摇旗呐喊。然而，事实是，只要是社会问题，答案几乎从来不可能“简单”。尤其是一个断断续续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问题，如果至今悬而未决，一定不是你一拍脑袋就能想到解决方案的，不然为何前面几千年从来没有人想到？在今天这个时代，“不平等”到底有多严重？是一个炎症还是一个癌症？是制度根部的腐烂，还是树枝的病害？甚至，是否存在着“合理的不平等”和“不合理的不平等”之分？在这些问题上，其实都大有争议。这一讲，我们讨论了争议的A面，下一讲，我们再来讨论它的B面。

* * *

[1]Frank Lysy, “Why wage has stagnated while GDP has grown,” An Economic Sense, Feb. 13, 2015.

[2]Amanda Dixon, “A growing percentage of Americans have no emerging savings whatsoever,” Bankrate, Jul.1, 2019.

29. 新镀金时代？不平等的幽灵（2）

上次课我们说到经济不平等的上升，以及它带来的种种问题。但是，我们只谈了问题的A面，没有触及B面。B面是什么？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A面。在这一面，一个简化版的叙事框架是这样的：由于富人的贪婪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，全球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穷人无论如何辛勤工作也不可能浮出水面，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，而富人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，而且往往收买权力，防止穷人改造这个不公的体系，最后，矛盾必将导致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内爆。我们上次提到电影《小丑》，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。

这个叙事框架是否正确？我的看法是，它过于简单，过于光滑，而现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。为什么？我们不妨把上面的叙事框架分解为三个要素，然后一一观察它们是否完全合理。第一个要素，是关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，可以被概括为“悲惨世界”叙事。电影《小丑》中的阿瑟，就合乎这种“悲惨世界”叙事。电影一开始，我们发现，他的命太惨了；后来我们发现，他更惨了；到最后，简直惨不忍睹。第二个要素，是关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，可以被称为“受害者”叙事。为什么阿瑟那么惨？一切都是他人的错，坏老板、坏同事、坏市长、坏明星、坏观众……最后，连他最爱的母亲居然也是个“坏人”。第三个要素，是关于不平等的后果，则是“阶级战争”叙事。无辜的受害者和冷酷的精英，两者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，冲突只能不断加剧，最后鱼死网破，所有人同归于尽。

就当代世界的不平等状况而言，这三种叙事，能够完全成立吗？在这次课，我想往这个黑白分明的画面里添加更多的色彩，目的当然不是全盘推翻这个叙事框架，而是试图在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前面加上“小心翼翼”这个状语。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，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“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”，而且是“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”。